"稳增长"应加大力度——王军（我院研究员）发表于《财经》杂志

    要改变市场的通缩预期，有效应对经济增速继续下滑，一定要以果断措施坚决遏制通货紧缩的苗头，进一步加大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力度。

　　宏观经济分析

 　　今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速仅7.6％，虽然基本上在大多数机构预期范围之内，且略高于全年政府确定的调控目标。但如果我们连续观察过去十个季度，GDP增速已从12.1％逐渐滑落了4.5个百分点，与2008年四季度持平，过去十年间仅高于2009年一季度的6.6％，经济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

　　二季度经济难言见底

　　比GDP增速更难看的是，稍早几天公布的6月份PMI、CPI、PPI、工业增加值、国企利润及进口数据的快速滑落。汇丰PMI和中采PMI分别为48.2％和50.2％，双双创下七个月新低；CPI同比增长2.2％，是29个月的新低，且环比开始转负；PPI同比下降2.1％，连续四个月负增长，且降幅不断扩大，环比也是负数，早已落入通缩区间，显示出企业投资明显缺乏后劲，工业生产活动低迷；出人意料的高贸易顺差主要是因为进口过快下降，而这恰恰反映出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乏力；发电量零增长，全社会用电量4.3％的超低速增长，工业增加值仍旧徘徊在10％以下；上半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1.6％；长期信贷需求不振，前六个月M2增速均落在全年调控目标14％之下。

　　所有的数据都鲜明无误地指向一个事实：国内宏观经济不容乐观，三大需求疲弱格局没有改变，经济增速惯性下滑态势还没有稳住，经济下行压力还比较大。之前市场一致预期的二季度经济可能见底，现在来看过于乐观了，甚至还很难说三季度就一定能够真正见底。下半年稳增长的任务依旧艰巨。

　　悲观的数字再次给悲观已久的股市重重的一击，7月26日，上证指数创出了2124点的39个月新低，“具有罕见投资价值”的沪深300市盈率已逼近10倍，创出该指数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正所谓:“股市七月阴气寒，重云低湿天漫漫”。

　　尽管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通缩，尚存争议，但通缩预期的加重和担忧，已在学界引起极大关注和广泛争论。即使CPI仍然为正，但随着欧美经济下滑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资金外流趋势已持续数月、国内经济增长疲软导致总需求下滑、资产价格持续缩水、房地产调控总体依然从紧、长期投资增速下降明显、长期信贷需求疲弱、M2增速仍低于既定目标、微观经济层面企业资金困难、利润明显持续下降等现象的加剧，毋庸置疑，是通缩苗头开始显现，通缩预期不断加大。

　　可以想象，若下半年GDP增速仍不能有较为显著的回升的话，通缩态势很有可能从预期变为现实。因此，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能逆周期操作、继续适度放松，经济会企稳并温和回升；如果政策依旧彷徨迟疑，止步不前，经济很可能出现继续失速，让前期预调微调的政策效果前功尽弃。

　　从4月开始，政策重心转向“稳增长”，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始发挥效果，但从6月数据看，经济反弹并不明显。当下，要改变市场的通缩预期，有效应对经济增速继续下滑，一定要以果断措施坚决遏制通货紧缩的苗头，进一步加大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力度，而不应仅限于“预调微调”的范畴。

　　总之，中国经济低成本驱动时代已经结束，短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长周期经济下行正在展开，新的增长周期尚未形成，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存在。特别是，短期内由于各种矛盾交织，决策层始终面临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挤泡沫等多重两难境地。

　　政策影响造成的波动与长周期减速重叠在一起，放大了国内经济困难，再加上持续几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国际大环境对我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十分不利。可以说，最近几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艰难、最复杂和最需引起关注的时期。

　　鉴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随着物价水平的持续回落，货币政策已具有更大的放松空间，有必要继续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逆周期调整，有必要适时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

　　今年以来央行已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降息，货币政策事实上已偏向“适度宽松”。明确宣布货币政策提前转向，有助于释放更加明确的“稳增长”信号，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正确引导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货币政策作为一种短期政策，应着眼于经济增速不断下滑且暂时难以遏制的严峻现实，相机抉择、及时调节，而不应成为僵化不变的政策。

　　目前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面临着价格和供应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资金成本过高，即利率水平过高；另一方面，资金供应不足，即银行体系受制于存贷比要求、信贷总量控制和出于回避风险考虑而惜贷。为此，只有同时从降低资金成本、增强可获得性两方面着手，才能有效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进而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刺激作用。

　　在当前银行间市场资金总体仍然偏紧和外汇占款增速降低的背景下，建议近期央行可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是调整包括存贷比在内的监管比例，例如可将部分同业存款纳入存贷比核算，以解除银行体系资金向实体经济传导的约束，扩大银行的放贷能力，缓解当前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需求。

　　信贷政策应积极配合各项稳增长、稳投资措施，继续“定向宽松”并适度加大贷款投放力度，重点向基础设施、民生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倾斜，重点支持在建、续建和重点项目。引入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如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制度，不断完善对有资质、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满足其正常资金需求。此外，亦可考虑适当放松对中小户型、首套住房或改善性需求为主的房地产贷款的限制，以发挥稳定房地产市场投资在稳增长大局中的重要作用。

　　从财政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积极的程度很难让人满意。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的税负就较为沉重，1994年新税制改革后，全国税收增长率就一直高于GDP增长率。结构性减税，一方面可减少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刺激企业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并增厚其利润空间；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政府给企业减税让利，企业给居民提高工资、增加分红，进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而自去年以来，新一轮结构性减税只规定了项目而没有规定减税总额目标，可以说是从手段上着眼而不是从效果上着眼，这一点同其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减税做法有所不同。还有，政府在推出减税项目的同时，也在增加一些税收项目，如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资源税从量计征到从价计征以及个税改革导致中高收入人群税负增加，等等，都体现了“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特点。特别是，迫于经济下滑导致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增收新招层出不穷，结构性减税已陷入实际效果不一以及同地方财政收入压力的博弈之中。

　　从总体上来看，结构性减税对于企业税负的真正减轻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现行的结构性减税，很难判断最终的结果是增税多还是减税多。因此，未来结构性减税还需真正落实。

　　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下一步更大力度减税的潜力在于间接税方面，在于居民在消费过程中所承担的隐形税。从长远来讲，应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增加直接税比重，今后更多的减税不是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更多的是要减轻居民在商品价内的税负。

　　在减税对象的选择上，结构性减税政策要更有针对性，未来应更倾向于小微企业和居民，更倾向于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强的企业，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鼓励居民扩大消费。

　　再从三大需求来说，短期来看，无论是净出口、消费，还是民间投资，动力都不是很足，未来主要的推动力还是要看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更多的是在基建领域的投资。这又是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发力的另一个方面，其背后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建设资金怎么解决，钱从哪里来。

　　当前国有企业利润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地方融资平台监管严厉，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收支两条线上都有很大的压力。与此同时，总体来看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第一，2009年－2011年，我国财政预算赤字分别为9500亿元、1.05万亿元和9000亿元，占名义GDP比重分别为2.8％、2.6％和1.9％，均低于上述年份预期赤字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均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3％，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2012年赤字率政府预期目标仅有1.6％。第二，2009年－2011年及2012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4万亿元、8.31万亿元、10.37万亿元和6.38万亿元，占名义GDP比重分别为20.1％、20.7 ％、22％和28.1％，呈逐年加快上升趋势。第三，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拥有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及盈利性资产，实际偿付能力较强，财政总体还是非常稳健的。

　　因此，未来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授权中央政府，扩大2012年预算赤字规模至1万亿元左右，增加国债发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体现“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和“稳增长”这一首要任务。

　　从根本上讲，要实现稳增长目标，除了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外，还需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并把稳增长、调结构与各项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持久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