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安全建设

     ［内容摘要］　中国参与全球安全建设有其特定的历史方位与价值定向。参与全球安全建设的“介入范式”与“安全治理能力”，对中国介入国际、融入世界、影响全球有着重要意义。中国不仅要对欧美发达国家的“介入方式”进行考察与学习，而且还要对自身已有的“不干涉原则”进行总结与拓展。对“不干涉原则”内涵正确理解和适度拓展基础上的“创造性介入”与谋求世界“共享安全”的和谐景象，将是中国成为全球安全建设“引领者”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　全球安全建设介入范式全球角色安全治理能力

     ［作者简介］　余潇枫，浙江省求是经济与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和世界上１２８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正在积极融入世界，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通过对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发挥作用而为各国所关注与期盼。然而，中国生成全球角色的“全球性行动”，经常会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困惑、尴尬与挑战，在被既有国际体系所认识、认可与接纳的同时，也会面临国际体系中其他成员的顾虑、猜疑、担心甚至恐惧。事实上，一个国家在全球角色生成时所首先必须跨越的“坎”，往往是安全上的“困境”，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当前，“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最大限度地减少民族复兴的阻力，以最小代价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中国是否有资格以全球角色的身份参与全球安全建设取决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发展历时态与同时态所构成的历史坐标上的历史方位与价值定向。

      从历时态来看，近代中国是一位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受欺压者”，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表明了“中国低下的国际地位”，“中国整体上被视为一个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而随着东方巨人一步步觉醒，中国经历了从“斗争与革命者”向“自主与独立者”，继而向“开放与学习者”的角色转换，完成了以往“受欺压者”的弱国形象生成为当代国际格局中“负责任者”的大国形象的转变。近百年来，中国全球角色的形成可概述为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前的３０多年，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力求通过“改造自己”而“改造世界”；新中国成立后的３０年，与国际主流体系对立、对抗，至后期则转向与美国适度和解，力求通过“塑造自己”而“影响世界”；邓小平时代３０年，则以改革开放的国策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对接，力求通过“改变自己”而“适应世界”；进入新世纪，中国重新跻身于世界主要大国行列，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力求进一步通过“提升自己”而“塑造世界”。

     从同时态来看，“中国这艘大船已经不可逆地驰向了全球化的大洋，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学术理论也具有了更多的‘全球主义’的色彩。”在世界格局的历史坐标中，中国获得了与世界新关系的重要标记：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贸易大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金砖五国”的“领头羊”、太空领域有突出进步的太空“漫步者”等等。中国获得参与全球安全建设的资格是与中国融入全球化程度成正比的，也是与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体系的重新认识相呼应的。“在如何对待现有国际秩序、体系的问题上，中国把政治的现实选择与伦理的理想批判适度分离又有机结合，从而完成了从单向度革命者、批判者向有条件的认同者、融入者的转变”。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安全建设，除了自身的努力，还需要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前提便是使国际体系在接纳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时确保有“安全感”。中国作为全球安全的建设者融入世界，发挥“全球行动者”的角色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因为既有的国际体系及其体系中的成员国家对中国生成全球角色有着正面或反面的各种不同声音。不少国家在对中国的认知上至少有八种片面认识：如仅把中国当作一般的主权国家、一般的民族国家、汉族统治的国家、一般大陆国家、共产主义性质的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以及发展中的或发达的国家，而忽视了中国是具有以下这些本质特征的国家：一个“文明国家”、对“封贡体系”有着历史传承的国家、具有需要进行新整合的多民族特征的国家、具有“独立大陆性质”的国家、有着千年文明体制与国家治理的传承的国家、实质上还处在从农村向城市转型的“准现代化”国家、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以及既是发展中又是发达的“双重性”国家。除了对中国认知上的片面认识，“国际上对中国可能挑战现在世界大国、挑战现行国际秩序从而引发冲突抱有疑虑”。国外专家猜测：“随着中国力量不断增长，将增加出现围绕中国而产生的潜在国际冲突的危险”。当然，“世界各地绝大多数国家乐见中国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尤其是在中国坚持软实力的情况下。”

     中国是否能介入既成的国际体系，确立可以服众的“全球角色”，还取决于自身有否安全治理能力，并进而为全球安全事务作出贡献。尽管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亚洲国家产生着积极的正面影响，２０１３年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５０％以上，但亚洲不少国家仍选择“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不信赖中国”的策略，这可以说是中国面临的最直接的“安全困境”。具体而言，中国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如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一度加剧中美间的“战略互疑”；日本外交全面“右转”，不断形成对中国的挑衅；俄罗斯推出“欧亚联盟”战略，试图与中国竞争成为国际格局中真正的一极；欧盟继续加强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建设，中欧经贸摩擦不断；中东乱局对中国的国际安全时有威胁；加之东亚地区有关国家对海洋领土主权归属的争端不休，朝鲜半岛局势的变数不断等，均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如此复杂的安全环境，是衡量中国能否处理好自身与他国及国际体系的安全关系的关键。

     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安全建设还需要特别地在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上作出自己的贡献，要通过加强气候外交、能源外交、粮食外交、公共卫生外交等多方面努力，对全球性气候问题的解决以及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网络安全等维护为世界做出榜样，还要在全球公域治理、打击跨国犯罪、重大自然灾害应对等方面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上成为引领者。除了应对种种国际因素挑战，中国还要应对各种国内因素挑战，如十八大报告以从来没有过的篇幅提出的十几类国内非传统安全问题。但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为应对国际、国内因素的挑战而积极参与全球安全建设的方式比结果更重要，安全治理的能力比安全参与的目标更重要，而以“人类共同命运”为前提的价值定向，无疑是中国参与全球安全建设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中国在开创自己的外交道路上有过曲折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外交制度研究集中在从“华夷秩序”向“条约秩序”的结构转型和历史变迁上。中国现实外交则经历了从朝向前苏联“一边倒”到转向反帝反修“两面开弓”再到后来的“联美制苏”、“改革开放”、“大国崛起”等重大战略选择的演进。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确立了建设性参与、选择性维护和前瞻性建设国际体系的基本方针”，参与了多个国际规则的制定，涉及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维和行动机制、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法庭、海牙国际法院等，也以和平、协商、对话方式介入了缅甸国内政治进程、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苏丹危机、中国－东盟合作、对非援助、利比亚撤侨、中美战略对话等，为解决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式的“思维”与“做法”。

     安全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中国在生成全球角色、积极参与全球安全建设过程中，为全球安全提供了各类安全公共产品，在全球安全维护中处于引领者地位。中国为世界和平谋划奔走有目共睹：在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上，中国不仅是已派出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也是负担和摊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为支持非洲和平与安全，中国首次向马里派出成建制的安全维和部队；中国还通过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参与东盟的合作等方面进行着多种跨国家与跨地区的安全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发挥全球安全建设者的作用中，更多的是注重“结伴”而非“结盟”。自１９９３年中国与巴西建立首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中国至今已与５０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与美国强化“结盟”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不但以自己的全球性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善治”，还不断以“创造性介入”的态度与方式来化解各种疑虑与猜测，认真而有效地应对全球治理中的诸多挑战。

     作为一种“路径选择”，中国对全球安全维护与全球治理的贡献，还充分地体现在对外援助特别是对非洲的积极援助中。尽管非洲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有着辉煌的过去，但作为“落难的大陆”、“‘深度休克’、‘萎靡不振’、充斥贫困、灾难和不公正现象的大陆”，十分关注“和平、安全、发展、减贫、民主、良政、人权和法治国家等”重大问题，希望能重建“一个更加公正、平衡、团结和道义的全球治理体系”。西方世界曾是非洲的“最大援助来源”，但西方一些大国以往对非洲的援助不是带有特别的政治条件，就是带有制度上或其他方面的限制，造成了非洲许多国家的不满甚至新的困境。而中国探索出了援非新路径：发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援助非洲整体维和能力；增设安全援助项目；培育非盟安全机制；实施战略分类意义上的“广义的结盟”；纠正项目被滥用和被非法侵占等腐败现象；建立基座宽、层次多的中国式“大援外”机制；加强在全球重大议题上的沟通与取得共识；使对非援助与国内新阶段的指针对接，把“硬援助”与“软援助”结合起来等。其实，对外援助一直是中国维护全球安全、生成全球角色的重要途径。“中国外援受援国涉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大洋洲和东欧等地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累计向１６１个国家以及３０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经常性接受中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有１２３个，亚洲和非洲作为贫困人口最多的两个地区，接受了中国８０％左右的援助。”

     在对外援助方面美国对外援助的经验值得借鉴：“９１１”事件之后，美国把发展援助当做对付恐怖主义的手段，再度重视对外援助，创建“千年挑战帐户”，推行“总统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免除第三世界国家债务计划”等；奥巴马在任期内将每年增加６０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并突出了“重效率，重责任分担和问责，重经济发展与制度转型，重使受援国最终不再依赖于援助”的原则。③美国的目的很明确，“通过增加对外援助，美国将告知全球社会，它将重新确立其全球发展和全球外交的领导作用”。④与之相比，中国援非目前尚存有诸多不足，如商务援外与国家政治目标和安全需求相脱节，战略援外相对有限且缺乏战略支点，缺乏多方参与共同获利的“大外援”形式，援外体制、外交编制及社会组织限制问题较突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在援外项目中比例太小、种类太少、级别太低，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全球新角色的生成。⑤但这些均是发展与探索中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中非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中往往是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一个支点，是中国有尊严地走向外部世界的一个平台”。⑥从战略上看，中国在援助非洲时谋求共同发展，不断寻求“合作共建”的新路径，拓展既有的不干涉理论与不结盟方式，成为当今促进非洲繁荣与全球安全的重要方面。

      中国实现参与全球安全建设的外交转型，首先需要对先前发达国家的“介入范式”作理论考察与问题揭示，从中得到借鉴与启示。王逸舟对“欧洲人”的全球角色与行动及中国的全球角色生成作过深刻比较：军事政治上，欧洲是“政治先行、军事殿后”，而中国缺少欧洲国家那样的在国际维和、护航、撤侨、保卫使领馆安全等方面可执行海外安全使命的“快速反应部队”，且军事“软实力”严重不足；经济贸易上，欧洲有着“征服世界”与“依赖世界”的双重特征，而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与依赖、利益诉求与安全保护才刚刚开始增加；现代文化传播上，欧洲人是“文明”的推广者与现代化的“扩张者”，是重视民事力量的“现代国家”，而中国更多是一个“接受者”而非“传导者”，民事力量提升方面也更多是一个“薄弱者”而非“进步者”；国际规范上，欧洲人常常是国际规范的起草人、宣讲者和推广者；而中国更多是一个“学习者”而非“制定者”；观念创新上，欧洲人有创造“主义”、“学说”的优先“话语权”，而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传统尚未完成“创造性转化”，思想创造的权利与权重尚未实现“社会性转化”；区域行动上，欧洲联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示范效应”树立起了欧洲人独特的“国际形象”与“全球标杆”，而中国“多少有点像一个快速壮大的‘孤独巨人’”，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后来者”与“适应者”，还需要通过创造性介入，责无旁贷地成为“带动者”和“整合者”。

      中国实现参与全球安全建设的外交转型，还需要对自身先前的“介入范式”作理论反思与实践总结。众所周知，中国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世界广为接受，其核心原则就是“不干涉内政”。然而在“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②的背景下，国家内部的消极事态会外溢而危及他国和国际社会，同时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扩大和延伸需要更大力度与更广范围的保障，特别是主权观的现代转型导致各国更多地把主权的理解“多元化”、“相对化”、“分层化”，因此与主权观相关联的“不干涉原则”需要被重新审视。换言之，中国的外交转型需要建立在对“不干涉原则”内涵的正确和与时俱进的理解上。无论是中国争取成为强国与负责任大国的内在动机，还是世界对中国承担更多安全维护义务、发挥更大积极作用的外部期待，中国都必须考虑摒弃僵硬的无条件不介入的传统做法，创造对国际事务进行适度干预并产生影响的“介入范式”。

       近年来中国学者们给出过不少有价值的新“介入范式”的“中国方案”，如强调“中国思想的世界性转换”为前提的“新天下主义”，以突现中国超越“平等、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新型国际规范”，强调“大国责任与全球安全关系”为基础的“责任优先”观，基于共同的价值基础与思想前提的“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突现中国与周边和睦关系为重点的“未来国际格局理想模式”，强调“中国的理念定位与方略重新选择”为导向的超越“和平共生”的“和谐共生”，突现中国式安全与外交思想传承的“包容性崛起”，基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语境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构想，突现共生型国际体系之可能的“结伴体系”，提倡“多元治理”、“关系治理”、“整体治理”、“全球治理”、“有效治理”特征的“多元综合治理”�灛伂娪搿叭�球安全治理”�灛伂嫷取Ｕ庖幌盗幸烨�同工的理念与建设性方案均为拓展“不干涉原则”而铸就中国式的全球安全建设者的“介入范式”作出了理论贡献。中国实现参与全球安全建设的“介入范式”转型并非是对不干涉原则的否定，“相反它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原则的丰富、发展和创新；也是对当今世界某些主宰性力量之不合理、不公正秩序的纠偏杠杆，是维护并提升中国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要路径。”�灛伂屩泄�最终要追求的是“共享安全”和谐景象的全球实现，即：“以人类共同体作为安全的中心立场，以人的生命保护作为安全的价值基点，以社会的安宁繁荣作为安全的优先目标，以和谐共建与合作共赢作为国家间安全互动的至上原则。”�炞苤�，中国不仅要成为占世界１／５人口大国的“善治者”，还要努力成为全球安全建设的“引领者”。